古董市场货源危机已来临：手上的藏品可要藏好了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旅美华裔画家朱沅芷的《工业之轮在纽约》成交价达1.0528亿港元
古董市场货源危机已来临：手上的藏品可要藏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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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 古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东西难找了。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古董市场的货源危机已来临。 这突出表现在：一、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上够年份够路份(档次)的古董再难觅身影。如瓷器，明及明以前各代名窑的瓷器自不必说，10年前尚可求到的“清三代”(康雍乾)高档瓷器也近绝迹。清中期至民国(1949年以前)的细路和大型瓷器均告奇缺。连国际市场不屑经营的“残瓷”，只要够档次，在国内也呈旺销。 再如木器:历来难得的明代黄花梨、清代紫檀家具，上世纪80年代时有所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虽稀缺，但收藏者尚可勉力染指，但今天却再无力结缘;10年前市场尚多的清代和民国硬木家具，今也难见上品。其他古董门类如字画、漆器、玉器、竹牙器等，情况大抵相同。从近一两年各艺术品拍卖公司春秋拍卖的形势看，虽数量未减少，质量却明显降低。 二、今天的古董价格，也印证了危机的存在。近10年，古董身价扶摇直上，国内顶级拍卖公司拍出惊天高价的例子时有所见，贴近普通收藏者的一般古董品种价格也呈十几倍、几十倍上涨。市场较多见的清嘉道青花小“喜”字将军罐，为中档瓷器，10年前一对售价在千元左右，今已涨至万元至数万元;旧时居家几乎必备的掸瓶，曾是市场最俗最多见的品种，几乎无人问津，一对只有数百元，如今路份稍高的掸瓶，竟有数万元的买卖;明末清初的青花莲仔罐，算是普通人能收藏的高档瓷器，10年前约在三五千元上下，今10万元已难企及。 木器中苏(州)作红木“拉钱”八仙桌存世量不少，可作价格尺度，5年前一张上品桌约为7000元，今5万元已算便宜。前年北京一次艺术品展销会上，一只康熙五彩花觚，已重残，开价7万元，10年前最多超不过2000元;一只清末青花卷缸，也重残，开价4万元，10年前不过千元。如以10年为一坐标系，除去物价平均指数变化因素，古董价格上升曲线呈愈近愈疾态势。以瓷器为例，近2年与过去8年的上涨速率相比，这一特征极为明显。 归结货源危机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低水平生活标准使百姓难有余力顾盼这一领域，古董民间存量虽较多，但价格不高。“文革”前一件上档次的瓷器，文物商店收购仅几元之数;“文革”10年，古董大量损毁，使货源锐减。“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收藏意识淡漠，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拆迁，“打草惊蛇”，赶出大量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而那时的价格之低，形同收售废品。一批先知先觉者大量收购，成批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可观。 其次，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媒体启蒙助推，全民收藏意识觉醒，收藏队伍迅猛壮大。古董不是工业品，存量衡定，导致市场存货日稀。 第三，如果说截至上世纪末，古董收藏尚属文化范畴的活动，到了近年，收藏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拍卖市场不乏机构吸货者。百姓也因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余资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第四，古董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的收藏周期甚长，以“代”计算。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始，不离不弃，要等主人辞世才有机会重现市场。不少文明发达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已呈循环之势。而我国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收藏勃兴，算来已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至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只纳不吐，是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危机已出现，何以应对？ 应该说，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尚需慢功。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因此，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前提。 同时，媒体对古董市场应有正确的导向。古董自来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两种属性，今天媒体更侧重其投资属性，催生投机心理，使本应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了企盼发财的物欲场。因此媒体应更多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使人们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并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货源。 我们就以亿元朱沅芷说下这次秋拍的风向标。直言朱沅芷这种模仿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是否真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但我们在谈论这件作品时，对其艺术价值，尽管大可放开来说，但对于市场价格，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因为从美术史的地位而言，常玉、赵无极有其不可以替代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融贯中西、意境独创，有着无数的藏家粉丝，市场地位早就巩固起来了。但画家朱沅芷，包括他这件《工业之轮在纽约》拍品，还未能展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融贯中西艺术的造诣。再根据近几年朱沅芷的不算成熟的拍场地位，这次突然拉升到亿元天价，似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然，目前拍卖业界普遍认可的“减量提质”策略，从2016年春拍之后得到延续，这是能维持市场信心的唯一好方案。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就推出18个专场34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31.5亿港元，相比2016年的20个专场4050件拍品22亿港元总成交额实现了升级；香港保利推出11个专场总估价超过10亿港元1600余件艺术品，总成交额逾18亿港元，比2016年秋拍的14个专场1800余件拍品总成交额11.15亿港元实现了升级。 并不是每家拍卖行都执行“减量提质”的策略，香港嘉德今年秋拍就以14个专场拍品总成交额6.526亿港元完成比去年翻倍的升级任务，去年为9个专场1237件拍品总成交3.38亿港元。今年的市场略比去年有所回暖，加上港股通热钱南下，所以香港嘉德能较去年增加五成的拍品就实现了翻倍的成交总额，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 拍卖行为应对市场形势，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减量提质”或者“增量保质”，都围绕着买家展开。这两年新进场买家增加，对拍品也有新的诉求，合理的调整很正常。这次香港保利就特意精选了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尤伦斯“金器古玩”专场，香港嘉德推出“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专场，香港嘉德和匡时推出的珠宝首饰精品也满足了香港地区藏家的口味，获得了完美的成交价。苏富比、佳士得、嘉德和保利等各大拍卖行更需要这次拍卖获得一个未来的提升方向：怎么得到更优质的精品，拍出一个更理想的价格，怎么协调拍卖行与买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正能量，应对拍卖业许多重任与困难，虽然今年有“拍而不付”的官司冲击，但艺术品拍卖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行业，“去芜取精、因理选材”，我们更希望买家们能理性举牌，得到自己承受得起的价位；拍卖行懂得适可而止，切勿为营造竞拍热情而盲目推高成交价。 该不该投资古玩？ 市场正在洗牌中 投资古玩正当时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手中可操作的“闲钱”也逐渐增加？良好的“闲钱”投资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那“闲钱”投向哪儿呢？ 答案是：投资真正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但有人说，古玩、文物赝品泛滥，骗局不可胜数，怎么敢花钱去玩？怎么敢去投资古玩、文物产业？ 其实，多年来，哪一个领域没有欺诈？是的，假冒伪劣充斥在咱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但关键还是在于要有火眼金睛，要善于审时度势，要瞧准时机，明确投资方向！ 有实力雄厚的文物经营者一方面把高货待价而沽，绝不低价出售，另一方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觅高货，以捡漏价收于囊中；君不见，在古玩、文物市场上以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事业高管等）为生力军的收藏家仍然活跃其间； 原来眼力好、入行早、收藏品丰富而档次高的退休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后，也在新建的条件不落伍的市场里，开起店铺来；原因在于三十多年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产业（拍卖公司、古玩城、古玩市场、古玩商铺和古玩地摊等）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畸形而飞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房地产业泡沫化即将破裂化解，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必然重新洗牌！长期以来，几乎是所有从事真古玩艺术品生意的经营者都有一个共识：倒腾假古玩艺术品比买卖真古玩艺术品更省事，更轻松，更少成本，更能发财致富——这一点，经常在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上逛悠的人们心里都明白。然而，情势正在反转！ 《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发出，《通知》特别强调了整治和查处“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和售卖假‘文物’”。上述官方的意志表达，必然是对古玩、文物市场重新洗牌的有力推动，有利于古玩、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反腐倡廉使古玩、文物艺术品作为行贿受贿的载体功能基本丧失。 广大古玩、文物艺术品经营者和收藏者，鉴别真伪的能力和美学、价值的评判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赝品市场急剧萎缩，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正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和“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从商品学上说，强调“投资古玩、文物艺术品不仅是正道，而且正当时”是由古玩、文物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古玩、文物艺术品的历史性、文化性、工艺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保值、升值的商品特性。其他的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减少或丧失，其价值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而古玩、文物艺术品，只要保存完好，其价值就会得到保持，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值。 从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古玩、文物艺术品从来就是一种保值品和增值品，其抗跌性，低风险性和高回报率是其他合法投资对象望尘莫及的。收藏古玩、文物艺术品，远远超过任何投资理财的收益，比保存金银和珠宝更为可靠，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良好的不动产积蓄。既是财富的保存和享用，也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大鳄和亿万富豪都是古玩、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就是明证。 以收藏古代陶瓷为例：古陶瓷因其久远、名贵、稀少和不可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值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89年拍出的乾隆豆彩罐比14年前的价格上扬了55倍。 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粉彩如意尊”落槌价为3000万港元，而1979年苏富比拍卖这件东西的时候，落槌价仅为50万港元，21年的时间，同一件投资品增值60倍。 投资渠道多如牛毛，收藏文物是正道，市场正在洗牌中，投资古玩正当时。投资古玩，更大的价值是为藏家推送有收藏价值的藏品，而不是光图赚钱。旅美华裔画家朱沅芷的《工业之轮在纽约》成交价达1.0528亿港元
古董市场货源危机已来临：手上的藏品可要藏好了
旅美华裔画家朱沅芷的《工业之轮在纽约》成交价达1.0528亿港元
古董市场货源危机已来临：手上的藏品可要藏好了
旅美华裔画家朱沅芷的《工业之轮在纽约》成交价达1.0528亿港元
古董市场货源危机已来临：手上的藏品可要藏好了
旅美华裔画家朱沅芷的《工业之轮在纽约》成交价达1.0528亿港元
古董市场货源危机已来临：手上的藏品可要藏好了
旅美华裔画家朱沅芷的《工业之轮在纽约》成交价达1.0528亿港元
古董市场货源危机已来临：手上的藏品可要藏好了
旅美华裔画家朱沅芷的《工业之轮在纽约》成交价达1.0528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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